2025年 05期
重拾优秀传统 还原唐诗原貌——陈尚君教授学术访谈
陈尚君;王飞;<正>王飞：陈老师您好，您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唐五代诗全编》，秉持“让唐诗回归唐朝”的宏大学术目标，逐首考订清编《全唐诗》收录的49403首又1055句，最后收录唐诗57000余首、诗人4000余名，全书逾1800万字，堪称旷世巨著、文化“长城”。您整理研究唐代文献，为我们钩沉唐代文学的时代细节，力图还原唐诗原貌，嘉惠学林，功莫大焉。您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如何在当今的文化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您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有何看法？
杜甫《示从孙济》：活在门阀意识中的诗人
松原朗撰;蒙显鹏;杜甫家族属于襄阳房杜氏，故承受着双重困境：作为“晚渡北人”及战败国后裔，社会地位及名望不高。杜甫虽自称京兆杜氏却不被认可。杜甫《示从孙济》暗示了他作为襄阳房杜氏，却要与当时名望甚高的京兆杜氏交往，因此可能也受到“嫌猜”。《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则反映了其非常重视与通婚家族之间的关系，这是唐代贵族的做派。再从整个社会背景来说，同是南迁襄阳的韦氏，之所以能够实现南北“合谱”，是因为襄阳韦氏后来人物辈出，南北贵族地位旗鼓相当。相反，洹水杜氏的杜正伦由于其家族声望远不及京兆杜氏，因此无法实现“合谱”。杜甫有着死灰复燃的贵族意识，在宏观上可能反映了玄宗时代对于武则天政治的反拨，但从微观来说，对于杜甫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其继祖母卢氏的门阀意识。
论杜甫“第一首文”《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
吴怀东;杜文虽不多，但对认识杜甫的经历与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祭祀的对象房琯，是玄、肃二帝相争背景下的重要政治人物。房琯被视作玄宗旧党遭贬，杜甫亦因疏救房琯而被黜。《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并非一般的缅怀逝者之文，实际包含复杂的政治隐情。杜甫哀人哀己，伤时伤世，实牵涉对由安史之乱所引发的二帝之争中波诡云谲历史过程的描述以及相关历史人物是非的重评。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杜甫的叙事颠覆了正史中流行的有关这段历史的描述、历史人物的评价。此文所论实牵涉导致杜甫命运转折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虽然在写作上并无明显特色，但张溍论定此为杜甫一生“第一首文”，堪称的论。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系年编次的生成及其价值
覃聪;系年是杜诗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杜诗赵次公先后解》系年编次是现存宋代杜诗编年系统的源头，呈现了杜诗从王洙祖本古、近分体下的粗放式系年编次，到全部诗篇精细化系年编次的关键转变环节。赵次公参考时间地理、历史人事、传记年谱、杜诗文本等各种因素，对王洙旧次辨讹重定，形成全新的系年编次。其系年成果与其他注家相比，具有关注细节、贴合创作、体系圆融的特色。赵次公系年编次是杜诗系年讨论无法绕开的文献源头，也是某些后世注家发挥立论的潜在前提，其未尽之处仍具备一定启发意义。
赋中杜甫：杜诗经典化的独特途径
杨银航;杜甫及其诗歌自宋代起被辞赋所取材，历经元明清传承发展，形成了辞赋领域的尊杜现象。后世赋家不仅对杜赋进行拟体、评骘，更发展出“以杜诗为赋”的艺术创造。在辞赋的命题、选韵方面，常直接采用杜诗的题目与诗句，以期谋篇全局。杜甫的生平行迹、轶事，成为赋作的题材；其名篇名句在赋中屡被点化，写景状物之语也被赋家演绎成赋；杜甫独特的“八仙体”亦得到后世效仿，赋家力图从中探索艺术表现与文体创新的突破。为契合辞赋的颂扬传统，赋家常将杜甫的忠君思想融入赋作，并借助科举教育与《文选》学等渠道，推动杜诗的经典化地位确立。演绎了杜甫闲适之神采，展现出区别于传统“诗史”与“诗圣”形象的另一面。考察“以杜诗为赋”的现象，有助于深入理解诗与赋两种文体间的互动与借鉴关系。
作为凡例之一的“题解”——以杜诗注本为中心
赵辛宜;《杜甫全集校注》“凡例”中有“题解”一条，这是历代杜诗注本既有体例的延续。现存宋代八种注本均可见题下注解，内容兼有引证释义与概述诗旨。受“诗史”阐释思维影响，题解偏重编年系地与本事考释。此时赵次公题解体现出诸多新意，在编年系地之外，尤重题意的挖掘与诗体的赏评。这类题解在宋代并未成为主流，相关文本在集注本中多被删削，但在诗歌批评史上仍具有开创意义。明清时期杜诗注本题解逐渐成为定例，对前代旧注多有利用与辨析，还出现了“以题解诗”的新面向，显示出不同于宋代题解的批评路径与功能侧重。此时题解中关于命题规律与诗题渊源的总结，凸显了诗题作为副文本的阐释价值，并提出了诸多具有探讨意义的命题。
屈骚结构论
李诚;赵立雪;结构是文学作品的内部组织形式，也是作品赖以成立的骨骼。以屈骚整体为对象从结构角度入手研究者似罕见。本文分析了《九歌》《离骚》《九章》《招魂》《大招》《远游》《卜居》《渔父》的结构，认为从这些作品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可以观察到屈骚乃一整体，应该予以完整、系统的解读。藉此可以考察诗人创作时的心路历程与作品创作先后次第，这有助于对屈骚主旨及其文学特色有更深切的领悟，亦可为历来争执不休的一些作品的解读与著作权问题提供一种间接的、文艺的证明。
文体学视域下《花间集》命名新论
潘昶;学界对欧阳炯在《花间集序》对《花间集》的命名争议颇多。从文体视域看，其定名陈述在语体策略、正统继承及编纂者与作序者的共识层面均充分合理：作为序，《花间集序》肩负阐述定名的任务；通过语体章法的“延宕”策略与语言暗示，含蓄构建《花间集》对《阳春白雪》等高雅曲词的“正统继承”谱系，为命名提供深层逻辑支撑；结合为词集张本的文体目的，以褒贬分明的语体倾向强化这一谱系，间接铺垫定名；文体特征及序文与《花间集》共同传世的事实，表明序文作者与编纂者对命名阐述的认可及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要之，以文体学视域整体观照，《花间集序》对“花间”命名的解释自洽且合理。
“诗史”原始：从《本事诗》到《新唐书》的考察
张仲裁;《本事诗》“诗史”一词，乃指杜甫而非杜诗。此书关于“谪仙”和“诗史”的记载，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诗论，而是盛唐时期的诗坛轶事。“当时号为”四字，透露出的是源自魏晋人物品藻和盛唐“题目人”的时代风气，戏谑娱乐色彩甚明。诗之与史，体性分殊，《本事诗》的“诗史”，是杜甫同时期人针对他做诗失之“拘束”，特别是安史乱后之诗有失风人之旨的戏嘲。《新唐书·杜甫传》论赞中的“诗史”，虽仍是指称杜甫其人，但此处“诗”字因北宋诗歌典范的选择而发生了微妙变化，非戏嘲而是尊崇；“史”之意蕴也因宋人根深蒂固的文体等级观念以及作者宋祁的史官身份而显得崇高和庄严，“诗史”一词表现出诗仗史势而尊的特点。至于以“诗史”指称杜甫诗集，其用意在于方驾《诗经》，表现出鲜明的诗仗经势之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