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3期
“转见千秋万古情”：杜甫是为人民代陈苦痛欢乐的挚友——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教授学术访谈
谷曙光;王飞;<正>王飞：谷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访谈。您是草堂和《学刊》的老朋友，潜心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尤其是您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杜诗课，在研究杜诗的同时，讲授、传播杜诗。借此机会请您谈谈学杜、研杜经历以及杜诗教学的体会。1谷曙光：王馆长好！您的褒奖，我愧不敢当。不过，确如您所言，我在研究杜诗的同时，还讲授和传播杜诗，可谓三位一体。记得二十年前，我还在读博士时，第一次来到杜甫草堂，参加学术会议，就见到您。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今番再到，与您亲切对谈，这就应了杜诗里的那句话：“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真是无比贴切！
杜甫自凤翔扈从肃宗还京问题考述
孙微;历代注家对《收京三首》中“哀痛诏”相关史事的选择颇有异同，仇兆鳌认为应指至德元载七月十三日肃宗即位灵武诏书及至德二载十月二十八日《收复京师诏》，然而十月二十八日诏乃肃宗还长安后发布，杜甫既然是在鄜州羌村闻此诏，便并无时间扈从肃宗还京。然而王洙《杜工部集记》、宋祁《新唐书·杜甫传》以及历代诸家年谱均一致记载杜甫曾从还长安，《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法驾还双阙，王师下八川。此时沾奉引，佳气拂周旋”表明杜甫确曾扈从肃宗还京，故应选择十月一日肃宗在凤翔颁布的《收复西京还京诏》与“哀痛诏”对应；另外，玄宗天宝十五载八月在蜀郡所下诏书亦可与诗中“叨逢罪己日”相对应。洪业先生指出，杜甫若十月四日从鄜州出发返回凤翔，则其距十九日肃宗从凤翔起驾还京尚有十五日，此说不仅匡正了旧注相沿已久之讹误，用更准确的史实与杜诗互证，而且兼顾杜诗前后记载的一致性，实为正解。
论杜甫“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历史语境
刘雯;“再使风俗淳”既是杜甫对美好社会的深切期许，也是其政治理想的核心表达。这一理念在其诗文中屡见称述。杜甫孜孜以求者，便是重返不浇不伪、人心淳朴的上古遗风之中。然此观念并非杜甫独有，翻检唐代诗文，可以发现追慕太古淳朴之风是这一时期士人的群体期盼。除了诗意表达外，文士们还常从实践层面思考返淳之具体措施。而这一集体理想图景的思想根源，不仅源于文人自身受到的儒道思想的熏习，更与唐朝帝王将回归淳朴社会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取向密切相关。
论类编杜集形态的演变及其特征
胡健;类编是按照诗歌的题材或主题等内容来编排作品。关注类编是窥探杜诗艺术的一个重要视角。从宋到明，杜诗类编的形态大致有四个节点：一是受两宋之际“诗史”思想影响，以首列“纪行”题材为特征；二是南宋时期为方便科举应试，出现类书式编排形态；三是元人追求诗艺诗法，只关注五、七律体的类纂；四是以明代托名邵宝《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为代表，以先分体、后分类的形式体现辨体思维。杜集类编在清代基本消失。
从“以意逆志”到“杜诗注我”：清初《杜诗言志》阐释方法评析
鲁宁心;《杜诗言志》是一本特色鲜明的杜诗选注本，成书于清代初期，作者不详。本书摒弃考据训诂，释诗主要采取“以意逆志”之法，以探求杜诗之“志”。并将“出处”观、“重情”观、“万物一体”等明清之际盛行的心学命题融入杜诗解读之中，极大拓展了杜诗阐释的内涵。本书对“以意逆志”的强调与应用，为杜诗解读提供了颇多有益的新见与参考，却也使这一释诗方法发展出“杜诗注我”的个人化倾向。《杜诗言志》体现出“以意逆志”方法在实践中的辩证性和复杂性，也为观照明末清初之际学术思潮对杜诗学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绝佳范本。
王绩的历史观念、边缘心态与诗歌写作
刘旭都;王绩的诗歌疏离于他的时代。历史观念与边缘心态是王绩诗歌独特风格形成的关键内因。与隋唐之际“五德终始”与“德运转移”的主流观念不同，王绩的历史循环观，更近于兴亡、治乱、盛衰的二元对立与转化。王绩站在文化延续的立场，以超脱的态度对待王朝更替，形成了广阔的历史视野。在历史循环的思维下，旧时逸民的历史际遇，成为王绩当世行止的理想化参照。逸民不仅是王绩身份认同的来源，更促成了他的边缘心态。分析王绩的历史观念对诗歌写作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王绩诗歌的文化渊源与艺术品格。
世俗化风尚与中晚唐丧挽文学之新变——以元稹、白居易的创作为中心
蒋润;中晚唐丧葬礼仪中的世俗化风尚表现为中晚唐丧葬礼中庶人因素的增加、私礼对于公礼的浸染、重视墓外丧祭展示以及随葬物品的简约和生活化。伴随着礼仪中日常化因素的增加，丧挽文学的使用范围扩大，丧挽文学中私人性和日常性内容增多，给丧挽文学的写作方式带来新变。其中元稹和白居易的创作尤值得注意，元稹丧挽诗文中丰富的私人丧挽空间营构，使其哀情表现异于前人；白居易祭文中日常因素的增长，则推进了祭文文体的新变。他们的创作中蕴含了大量日常的情境，个体情感之表露超越了礼仪限制，展现出丧挽文学更生活化和私人化的面向。
释唐代厅壁记之“抑扬阀阅”
沈子翔;王今晖;唐人封演的“抑扬阀阅”说，指出了唐代厅壁记中的家族书写现象，而家族书写的显隐，与政治格局、家族意识、个人心态紧密相连。安史之乱前，台省清贵，士族多充其任，壁记多有叙郡望、美家族的成分，颂美之风亦播迁到地方厅壁记。代宗、德宗年间，厅壁记扬美家族之风日炽，家族同官成为新题材，为同族之人作记屡见不鲜。这种现象与厅壁记创作高峰的到来、科举制度的冲击、作者兼具士族和进士双重身份等因素息息相关。宪宗朝后，由于文官集团的结党，藩镇、宦官势力的崛起，以及唐代文学传统的转向，挤占了厅壁记中的家族因素，使厅壁记的家族书写趋于消隐。唐代厅壁记中家族书写的盛衰，恰是唐宋因革时期，士族趋于崩解、官僚政治兴起的映射。
《文苑英华》院记类的成立与唐代寺院制的变迁
马熙;文章从唐宋文体的角度，为唐代佛教寺院制度中“院”的变化，提供一个观察视角与概括性描述。唐宋重要的文章总集中，在类目上对院记作特别标示者，只有《文苑英华》。这一有关院记的设置，昭示着唐宋寺院制中院突越而起、最终寺院并称的发展趋向。其所收院记，则呈现出过渡期中寺—院关系的多元结构。如此可知唐代佛教院记文流行的一个重要线索，是唐后期文体、礼仪与国家管理下的寺院制度三者间交相消长的历史张力。
2025年杜甫研究综述
李煜东;2025年杜甫研究在多元对话中持续推进。一方面，研究新动向持续发展，表现为新文献与新视角的引入、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重要论题新观点的提出、杜文研究的深入，以及对近现代成果与接受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传统研究进路进一步深化与细化，涵盖杜甫生平及思想、杜诗系年、杜诗艺术、杜诗学史、杜甫文献、杜甫接受史，以及域外杜甫研究等领域。在梳理年度成果的基础上，有必要总结既有研究在视角、方法与文献等方面存在的局限。展望未来，杜甫研究应纵深开掘既有议题，构建“活”的杜甫形象，拓宽知识史的研究视野，关注杜甫的“周边”世界，并鼓励学者参与普及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