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使笔如画”：论杜甫《饮中八仙歌》的体式创格与诗画转换
刘俣;喻忠杰;作为杜诗创格之体，《饮中八仙歌》的分章形式前所未见，历来论争纷纭。考诸唐代艺苑，杜甫虽以诗鸣世，却有意于绘画，所作题画诗蔚为大观，对画理见解深刻。他打通诗画藩篱，使笔如画，以屏幛经营之法布置诗章，勾勒描摹出“饮中八仙”文人群体。此后，历代画家对“饮中八仙”进行诗意图的再造，使其实现从诗歌文本到视觉图像的转换；又形成格套，在卷轴画、瓷器图样等类型中成为新的艺术题材，逐渐世俗化为后世艺术中的盛唐符号。这一过程，展现出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交涉与流变，折射出不同的思想面向。
当代香港报刊中的杜甫及其诗歌
张杰;香港作为报刊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自1949年迄今，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史料，引起学者的重视。已有研究多集中考察报刊的概况及演变，较少论及报刊对严肃文学的接受。本文拟以当代香港报刊中的杜甫及其诗歌为例，尝试从诠释学与接受美学的角度，钩沉相关史料，“重建”读者的期待视野，并置身香港文学史的背景下，比照同时期杜甫在其他区域的接受，探讨其独特的接受视域及轨迹。
诗韵跨越：朝鲜汉文学中的分韵杜诗研究
左江;朝鲜文人以杜诗分韵的情况最多，达到132题，涉及84首杜诗，其中集体分韵26题，个人分韵106题。集体分韵选择诗句关注当下的时间、地点、景色、人数等共性因素，个人分韵选用诗文句子则更切合作者的个人体验与当下心境。而每个人的经历、体验、心理、情绪等都是独特的，因此个人分韵赋诗就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用杜诗分韵还有长时段的传承，一种是友朋之间、家族之内，一种是燕行路上。相同诗句的分韵赋作，由于个人的人生经历、认知、感受不同，写作的体式、方法、内容、情感也各有差异。因此，应对分韵作品进行全景、长程、综合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杜诗的阅读史、接受史。
朝鲜诗人和杜诗之二元词组分析
金俊渊;朝鲜王朝“和杜诗”传统源远流长。文章以27位朝鲜诗人的804首作品为对象，利用N-gram二元词组分析及余弦相似度算法，系统对比其与杜诗的异同。研究发现，朝鲜诗人高度继承了“万里”“乾坤”等杜诗核心意象，同时在“黄花”“夕阳”等词语的使用上展现出本土化审美取向。定量分析表明，接受深度与创作数量并非线性正相关。文章通过数据揭示了“和杜诗”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继承与创新机制，为探讨东亚汉诗交流史提供了新视角与定量依据。
孝明世子编辑《杜诗选》考论
刘婧;《杜诗选》为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稿抄本，通过此部稿本收藏印和抄录信息，可推断其为朝鲜孝明世子所编。此部杜诗选本以清初仇兆鳌编纂的《杜诗详注》为底本，选录杜诗七百四十余首，附三十六家论杜评论，是集选诗、注释、评论、批点于一体的重要杜诗选本，在选诗和注释上体现了鲜明的个人学杜标准和旨向。此部杜诗选本是清初仇兆鳌的杜诗注本传入朝鲜后由朝鲜学人选编的典型文本，可由其把握杜诗典籍在朝鲜传播的具体细节，其为孝明世子的文化活动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素材，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
《葛原诗话》的杜诗接受与江户唐宋诗之争
杨理论;刘媛媛;日本六如《葛原诗话》以诗语训释为主要内容，其中对杜诗及诗注多有征引。六如选择了《杜诗详注》为杜诗及注释的主要底本。六如阐释杜诗尤为关注杜甫首创的诗语，对杜甫首创诗语的选择、阐释以及后世诗人化用情况的梳理，体现了日本江户中后期诗人不同于中国诗人的异域接受眼光和独特的“新奇”诗观。《葛原诗话》中杜诗诗语阐释相关的唐宋诗派的论争，既折射出江户中后期诗人对杜诗盛唐风韵的重视，又展示出对宋调特征的侧重。
论《诗经·江汉》中的“王命”书写——兼论周代歌诗创制的“前文本”问题
李辉;《诗经·江汉》中有多处以“王命召虎”的形式领起宣王的命辞，各家对“王命”的次数、时地、背景却多有分歧。结合西周册命典礼、册命金文书写情况，可知《江汉》有且只有一次“王命”，其命辞作于召虎征伐淮夷、经营江汉凯旋后，宣王于岐周褒奖、赐命召虎的典礼上。诗中叙及出征、誓戒、经营等情形，都是在功成赐命典礼上的追述。“江汉浮浮”“江汉汤汤”及“江汉之浒，王命召虎”的表述，与王命的实际时地并不相关，宣王并未亲赴江汉赐命。诗以“江汉”起兴点染，且形成部分重章的乐章效果，是以命辞为“前文本”、敷衍成诗乐的常见艺术手法。这种据“前文本”改编入乐的歌诗创制手法，在《诗经》中运用广泛，体现了周代王官撰作职能的互通与文本的互动，反映了礼乐歌诗书写的独特兴趣和价值。
礼物的流动：以黄庭坚为中心的物品酬馈与诗歌创作
曹逸梅;在礼物酬馈类诗歌中，黄庭坚大量采用绝句诗体，满足他广泛而多层次的社交网络需求，实现“以诗代简”的功能。相关作品生动展现了如书简般往复流动的特质。黄庭坚在酬馈诗中倡导“诗当及物”，将所咏之物锚定于具体的人事活动与时空情境中，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物我互动关系，使物品成为承载人情、激发对话的重要元素。此外，黄庭坚的礼物酬馈诗还体现出“与物为戏”的创作姿态，通过用典、拟人化和幽默笔调，为庸常琐细物品赋予鲜活的人格与文化意涵，完成了以俗为雅的审美升华，引领新的文化风尚。
《清明》诗相关文献考辨与文本探赜
周月;《清明》诗案自陈寅恪首次质疑始，至今尚无定论。《唐五代诗全编》将该诗列入杜牧的存目诗中，并称“此诗晚出”。经考，《太平寰宇记》未载“杏花村”传说，故避讳说难以成立。类书《锦绣万花谷》注“唐清明诗”之“唐诗”，并非《李戡墓志铭》所涉《唐诗》，亦无证据表明“清明”代指七绝《清明》。将此诗重置于唐宋文学语境，察见其历经唐迄北宋句法和意象的漫长层累过程，自何应龙《老翁》始，“求路问酒”正式成为该诗在后世诗意化用的情节型本事。较唐而言，宋代诸多作品与《清明》诗存在显著的承变关系，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宋代“清明”主题文学书写的时代共性。
基于明代词学批评文献的李白“词祖”形象建构研究
赵立雪;张海;欧阳炯作《花间集序》云“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此说开始确立李白为“词之初祖”。明代词坛复古尊体，词学家刻意忽略文献真伪，试图以建构李白“词祖”地位连接诗歌正统，使词摆脱“艳科”污名；同时，借李白“诗仙”盛名提升词体地位，抗衡宋元以来“词为小道”的偏见。这种刻意的建构可以视为文学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反映了明人调和“诗尊词卑”矛盾的独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