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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辛弃疾的用世思想之比较
赵晓岚;杜甫和辛弃疾在家世、学养以及人生理想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用世思想、儒家致君尧舜的志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及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功名意识贯穿了他们的整个人生,在他们的诗、词、文中多有表现。
新出土《郑虔墓志》考论——兼及郑虔与杜甫的关系
胡可先;在杜甫一生的交游中,郑虔是真正值得信赖的朋友之一。最近,新出土的《郑虔墓志》不仅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郑虔的家世、生卒年、科第、仕历、交游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为杜甫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本文在《郑虔墓志》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郑虔的交游,突出其与杜甫的关系,郑虔著述及后世的情况。
唐乐府论
孙尚勇;综合考虑渊源和流变,唐乐府可大略分成古乐府、今乐府和新乐府三个界限较为分明的类型。古乐府,主要指因袭前代乐府旧题而创作的作品。今乐府,主要指古乐府和新乐府之外所有可以明确的用于音乐表演或歌唱的作品。新乐府,即以元、白新乐府为主体的"唐世新歌"。唐代今乐府和新乐府都是在古乐府传统影响下获得发展的。初唐最突出的是古乐府创作,在语言形式上更见精致,逐渐采用七言并做到自由转韵。盛唐时期文人创作最多的是新乐府,而古乐府的影响力最大。中唐是唐乐府创作的高峰期。唐代新乐府以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为发端,至杜甫、元结的时代形成第一次高潮,至元稹、白居易的时代达到创作的高峰,此后渐趋衰歇,但新乐府的特性始终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晚唐时期是唐代乐府创作整体下滑的时期。
史传中的文学人物——《新唐书·杜甫传》研究
赵化;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两《唐书》所体现的文学和史学的关系。其中以针对列传部分的研究尤为突出。历来正史史传对于文学人物的评价并不甚高,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两《唐书》中对于杜甫的描述。虽然文学史中描述的杜甫是一位心怀家国的伟大诗人,然而在唐代乃至北宋早期杜甫却并非很受推崇。成书于北宋初期的《新唐书》中对杜甫的评价更是贬多于褒。这样的反差不能不引起学者的注意。研究《新唐书》中对杜甫的描述不仅可以引发关于杜甫形象的历史形成和接受的许多问题,并且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正史写作的评价体系,这对理解历史写作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文化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论杜甫律诗的意脉结构
詹杭伦;从宋元到明清,诗评家研读杜甫律诗,发现其存在着可以一气贯穿的内在意脉结构,逐渐形成"起承转合"说、"分解"说、"分截"说等行之有效的解说方法。本文结合具体诗例,条分缕析,对各家学说作一总的检讨。相信明了这些解说方法,对律诗的欣赏和创作都会有所帮助。
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李白杜甫交谊考论
霞绍晖;李白和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两位巨人,他们又处在同一时代,曾有面会,互有诗见赠。然从传世文献观之,二人关系又十分模糊,无法确考,故而历代学人对二人关系的看法,有以为是"诗酒会心之友",相知甚深;有以为是"不能无相忌",互不待见。为了犛清诗歌史这段公案,还李杜二人交往的真实情况,文章从有关二人交往诗的内容出发,参以各种历史实际,分析其交往具体情况及历代学人的文化情结,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李杜二人交往并非"相知甚深",也并非"互不待见",而是失落的知识分子偶遇到一起,同借一壶浊酒浇却心头的块垒而提笔作诗,此乃当时士子风尚,非独李杜二人专己之意。
汉唐诗文中“胡马”义的嬗变——兼论李白、杜甫诗“胡马”意象的特征
卢燕新;"胡马",见用于汉代典籍,其有北方胡地之马、胡地军事力量以及胡马思乡等涵义。魏晋六朝时期,文士诗文以汉代"胡马"义构成用典的修辞手法。同时,当"胡马"指军事力量时,其具体指称和汉代有所不同。唐代诗文在沿用汉魏"胡马"义的基础上,多用"胡马"指安史叛军、吐蕃军以及入侵唐边境的其他军事势力。和唐以前及唐人诗文相比,李白、杜甫诗歌中的"胡马"具有三个特点:使用数量为诸文士之最;更多关涉安史叛军;所及地域由北方拓宽到西北。以李、杜诗歌所用"胡马"意象比较,其不同点有两点:李白使用"胡马",涵义更广泛;而杜甫使用"胡马",更显示了关乎时事的诗史特征。